2018年4月10日 星期二

土地諮詢 擺平利益團體最難

(本文於2018年4月10日 明報發佈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公眾諮詢未開始,已有團體急不及待發表意見,走到高爾夫球場抗議。土地供應這個話題講了多年,諮詢完了就會定下未來中長線發展計劃。這個諮詢應該怎樣做?最後又應該如何做決定呢?
諮詢要結合社會效益及人文價值
政府在《2030+》定下未來發展1200公頃土地為目標,有民間團體質疑是計多了,但姑且暫緩這點討論。土地諮詢提供18個選項,所以諮詢應該討論選項的優次,然後政府就跟着這個優次填滿1200公頃的土地目標。
例如軍營第一、棕地第二、高爾夫球場第三,就應該先用軍營,填不滿1200公頃再用排第二的棕地。這當然是過於簡化,因為每塊地性質不同、選址不同,亦需要考慮相鄰社區的規劃及土地用途。同一選項裏不同的土地也有優次分別,例如某些棕地比高爾夫球場適合,但有些較不適合,要排得更後。這樣複雜的排序和各種因素的考慮,會帶來很多操縱選項優次的機會。
很多時商業上決定做什麼項目,是以回報率計算。但這些是私人決定;開發土地是集體決定。諮詢要做到的目標是結合經濟及社會效益的利害計算,這裏分了兩部分:開發土地及建屋成本「有數得計」,填海每平方米以現時海沙及工人價格是多少、要多少年、可以建幾多房屋,這些是知道的;有些價值相關的,如人文、歷史、保育、環保價值,很難量化,需要透過諮詢去了解。這些價值在商業計算上會輸蝕,因為很少人可以以私人名義拿出可觀的金錢持續地將這些價值買起。這些市場無法解決的問題,需要靠集體決定去處理。
諮詢文件最少應列出現時有哪些土地選項,屬短、中或長線,需投入多少資源,能建多少屋。這些資料不公開,公眾很難討論。雖然資料出爐也會有團體非議,但最少可以搬出來「三口六面」討論,讓專業團體及各界人士提出新資料及質疑。
補償利益團體的爭議
公開資料都是「手板眼見工夫」,倘若政府最後沒有公開,只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擺平不同持份者的利益分配才是最困難的事,也是為什麼要諮詢的原因。君不見「共享汽車」還未成事便遭牌主反對、香港旅館業協會反對「共享房屋」,就是這樣的事。做了諮詢,有些項目可以比較大條道理開發,將利益團體壓下去。
有社會人士認為某些情况下需要補償利益受損者。要補償,某程度上是假設了本來利益分佈是預設的、是必然的、是合理的,但其實並不然。例如某些棕地、高爾夫球場,本來就沒有交足市值租金,預設了他們本來就擁有場地的使用權然後必須補償,是有爭議的。
如果本來是透過特權繞過市場分配得到低價使用土地的權利,降低了土地的經濟效益,這一點自由經濟右派會反對——因為最有效益的做法是以市場機制決定租金,價高者得,而不是以行政權力指定得益者,容許他們以極低價格租官地。
政府本來就不應批准以1元租棕地或以1000元出租高級私人會所用地作「牟利用途」。他們以前是「着數」了,其實本來無一物,所以也不存在「收回土地會蝕了」的問題。如果以分配正義角度看待,他們甚至需將以前因不合理租金多賺的錢一併「嘔出來」補貼劏房居民。
保守主義右派才會認為要維持階級特權,及保護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究竟一個特權要存在多久、因為何等原因獲得特權才是理所當然所以需獲賠償,是很難回答的問題。或許現代社會已經沒有這回事,沒有「所謂君權神授所以特權自古以來就有」的信仰。
另一個補償的原因,是不作補償可能會有其他後果,降低整體社會效益。有人會以其他方法保護自己利益,帶來其他社會成本,例如新界人就曾經因為僭建問題而聲言「流血革命」。有些情况只是恫嚇之詞,目的是談判,未必會真做;政府知道了,還是妥協。更重要的原因是特首是由1200名選委選出,而鄉議局佔26票,商界又最少控制200多票,所以不要問為何僭建搞不好、粉嶺高爾夫球場遲遲未能收回。這不僅是社會成本,也是統治者權力穩定的成本。
所以補償是政治問題,非單純經濟及社會效益的利害計算。如果因為要補償或有人企圖以恫嚇要求補償,使政府放棄較高效益的土地,轉向發展低效益土地,會危害社會整體得益。
恐防「假諮詢,真過橋」
諮詢要凝聚共識,恐怕不容易。混合獨裁政體的諮詢是一個機會讓大家推動議題,但最終決定仍看當權者將大眾的聲音看得有多重。政府可以着重政權穩定及統治者自身的政治利益多於效益計算,而效益計算又比大眾聲音重要。政權也很容易因為某些團體權力大、聲音大而就範。要將大眾聲音量化成效益,然後加入去經濟效益的計算,十分困難,所以容易讓持份者覺得政府還是一意孤行,只是借諮詢來「過橋」,將發展大計合法化,是形式多於真諮詢。
政府不會完全「無譜」地諮詢,我的預測是有些不重要的部分,政府可以讓步;但有些原則和方向本來定了,是不會因為諮詢的結果而改變的。因為諮詢的意見最後還是由行政機關整合,所以政府還是有很大公權力主導諮詢結果。


2018年3月27日 星期二

高球場建屋最符合社會效益

(本文於2018年3月27日 明報發佈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將就土地供應諮詢公眾,討論最激烈的是粉嶺高爾夫球場的用地。這片用地的爭議是自2013年發展新界東北時所提出,現在仍未有共識。下文論述為什麼高球場建屋最符合社會效益。
很多人曾經提出理由支持保留高爾夫球場,但都非常薄弱。
政府從不注重體育保育
首先,是高球場對香港的體育貢獻。香港政府一向蔑視運動員,對大部分運動員補助少得可憐。梁振英曾表示「體育界無經濟貢獻」,真心話就是不重視運動。代表香港出戰冬奧的選手曾控訴連隊醫也沒有,刻薄運動員,霍震霆卻用公帑大搖大擺乘飛機去大合照。所謂「保護高球場,培養運動員」只是借運動員「過橋」,運動員看在眼裏也發火。
香港能打高球的地方不止粉嶺,清水灣、愉景灣、深水灣、滘西洲及石澳都有場地,滘西洲場地符合國際標準,可供運動員練習。港人亦喜歡北上打高球,未有滘西洲高球場時,一年已經有數十萬人次北上打球,所以粉嶺高球場不是唯一,有很多替代品,沒有一定要保留的理由。高球教練鄭文雅指失去粉嶺場不會對精英運動員造成太大影響。

2018年2月28日 星期三

才沒有理財新哲學

(本文於2018年2月28日 明報發佈)
現屆政府強調理財新哲學,要做「有為」政府。財政預算案中說會有「前瞻性與策略性的理財方針,善用盈餘」,又會提高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
了解政府財政哲學不能單看口號,要看細節。歷屆政府策略是維持「小政府」,只幫助有需要人士,促進發展,及不傾向搞福利主義。今年財政預算案本質一樣,沒有重大改變,只是因應盈餘增加,在金額和幅度上有所不同,所以看不出什麼理財新哲學。我們且看看今年預算案怎樣體現上述各項理財方針。

方針一:小政府大市場
從一個市場主導小政府的原則出發,政府應只做市場不能提供的服務,其他的就是多餘,損害社會效益。如果認為政府已做得足夠甚至做得過多,錢應該歸還給市民。
今次預算案最為矚目的正是短期措施退稅退差餉加碼,這不脫上任「財爺」曾俊華的思維。比較欣喜的是減稅,在農曆新年假前我在某節目提出根據過去10年的盈餘有減稅空間,雖然財政司長陳茂波事先張揚說香港薪俸稅率在世界已有足夠競爭力,又說太多稅務調整會使市場信息混亂,但最後他還是以擴闊稅階、調低邊際稅率及調高免稅額來變相減稅。變相減稅及退回約40%盈餘是承認政府根本不需要做那麼多,仍然是小政府思維。這種「狼來了」式期望管理策略更是與上任財爺如出一轍。

2018年1月30日 星期二

青年房屋問題的解決之道

(本文於2018年1月30日 《明報》發佈)
青年對政府的住屋期望〉(2018116日《明報》)一文提到,高達89%青年認為政府應提供更多資助房屋,75%認為政府應幫助市民取得私人業權。由於調查發現青年對租住房屋不感興趣,本文會集中探討各種與房屋相關的政策能否解決青年置業難的問題。
雖然青年十分希望政府能以資助房屋幫他們置業,但現時的資助房屋計劃不見得能有效幫助青年。資助房屋有3種:一是「綠表置居計劃」,二是居屋及房協的資助房屋,三是未推出的「港人首置上車盤」。

2018年1月16日 星期二

青年對政府的住屋期望

(本文於2018年1月16日 《明報》發佈)
講青年置業難的文章來到第四篇。前文提到八成青年希望在成家立室時置業(〈原來青年不想安居只想置業〉,2017125日《明報》),說明置業是青年所想,有調查數據支持。不過,根據人口普查的數據,近20年青年置業率不斷下降,青年不論未婚或已婚,與父母同住比率不斷上升,可見事與願違。
談論青年置業,並非鼓吹青年置業,青年期望是根據調查得出的結果,我是根據結果再作討論。至於政府應否幫助市民置業,以及是否合乎施政邏輯是另一問題,已另文討論(〈功利主義賣公屋〉,2017117日《明報》)。
本篇想探討的是青年對政府在房屋角色的看法。青年認為,政府應幫助他們置業、上公屋,還是在私人市場租住房屋?
青年認為政府有責
調查訪問1834歲香港青年,受訪者有55.5%認為政府有義務幫市民置業;高達89.2%認為政府應提供更多資助房屋;75.1%認為政府應幫助市民取得私人業權(見表)。顯示青年認為政府在置業上有一定角色。


2018年1月2日 星期二

青年置業難 仔都無得生

(本文於2018年1月2日 明報

新的一年,青年依然置業困難。我在〈回歸以來青年置業最難〉(20171219日《明報》)一文拿出數據證明青年置業率自2001年不斷下跌,並說明置業難的原因。上一代會說:「後生仔,捱下先!」也有批評青年想置業是「大想頭」、好高騖遠。另一邊廂有父母怕子女永遠追不上樓價,在子女年幼時已代他們置業。很多人討論青年置業難,但很少人討論青年置業難對社會有什麼影響。
生活質素降影響兩代人
首先,青年置業困難,延長留在父母家居住的時間,或婚後與父母同住,降低人均居住空間。附圖可見所有年齡組別的青年,無論未婚或已婚,與父母居住比率比起20年前都有所上升。最明顯是3034歲的單身青年,及2024歲的已婚青年,後者有一半婚後繼續與父母居住。相比婚後搬出去住,家庭人均居住面積減少。單身者住在原生家庭,相比起搬出去住,人均居住面積也是較小。這裏,置業難不是人均居住面積降低的直接原因;真正原因是房屋不夠、樓價太貴,置業難是現象。

2017年12月19日 星期二

回歸以來青年置業最難

(本文於2017年12月19日 明報發佈)
我在〈原來青年不想安居只想置業〉(2017年12月5日《明報》)一文提到,根據研究報告,原來香港青年渴望置業,高達79%青年希望在成家時能立室,離開父母居住。但青年這個置業願望是否一代難過一代呢?
各青年組別置業率均跌破50%